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这句话出自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。我觉得，用在2002年初建时的宿迁学院身上，也是贴合的。当时为了援建宿迁学院，八所高校派出了各自的精兵强将，颇有当年西南联大的气象——教公共科目的是南师大的老师，我们系的专业课由扬州大学的老师负责，选修课则由宿迁学院自己最顶尖的一批老师来教。
我们两个班的大多数女生都特别喜欢教现当代文学的孙永良老师，我却更欣赏教古代文学的汪俊老师。他是中国敦煌文学泰斗任半塘先生的嫡传弟子，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恬淡平和的气质，那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、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、一种不理会哄闹的沉静、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、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、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。
上课铃响后，汪老师永远是淡淡地往讲台前一站，教室里也就自然而然地安静下来。他上课从不点名，但很少有人缺席。直接开讲，没有PPT，只有几页自己准备的手写讲稿，手里拿着一支带橡皮的铅笔，遇到不满意的地方，就擦一擦讲稿，做个记号，下课后再改一改。这个习惯一直影响着我。直到现在，我上课时如果发现备课有哪里不足，一下课就回办公室修改。同事有时候说我有强迫症，那是他们没见过汪老师的严谨。我作为他的学生，谈不上为他争光，至少不能给他丢人。
因为汪老师，我喜欢上了古代文学。去翻《诗经》，读《离骚》，懂得了赋比兴，也爱上了竹林七贤，还学会了用“以经解经”的方式去学习和教授文言文。现在想想，我教文言文还算得心应手，应该也是受了他的影响。汪老师对学生耐心，对同事平和，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对领导也永远是那副从容平和的样子。因为是第一届，省里市里常有领导过来参观指导。我印象中，汪老师见到大领导，也只是淡淡地点一点头，继续埋首做自己的事。
另一位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教语言学概论的张亚军老师。他是上海师大博士毕业，师从国内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泰斗张斌先生。他很酷，教我们第一天，顶着卷毛，穿着皮夹克配喇叭裤就进来了。要不是他往讲台上一站，我真怀疑他是哪个摇滚乐团的主唱。但他一开口，我就知道高手来了。
语言学概论这门课，很枯燥，也很难懂。它讲的是语言、语音、语法背后的本质，说白了，就是一套关于全人类语言的通用理论，特别抽象。但张老师能把这些枯燥的东西讲得明明白白，还让我们记得住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“平上去入”汉语四声，以及四声与诗词平仄的关系。这里面有一个难点——入声。现在的普通话里已经没有入声了，比如“竹”这个字，在普通话里是第二声，归入平声;但在古代，它属于入声，发音时嘴巴要往里缩，入声归仄。许多古代诗词里，用普通话拼音解释不通的平仄现象，经他一讲，就说得通了。我现在给学生讲诗词的平仄，依然会举当年他教我的这个例子。
老张还有一个我特别欣赏的特质：上课从来不多说一句废话，句句都是干货;也从不拖堂，下课铃一响，不管讲没讲完，绝对准时下课。后来我了解到，他在扬州大学读本科时还会弹吉他，是个热爱音乐的才子。这样的人竟能潜心学问，书也教得这么好，令人由衷钦佩。遗憾的是，张老师永远是上课来、下课走，和我们没有一句闲聊，我估计他是记不得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了。
当年，宿迁学院派了学校里资历最深的中文特级教师、东南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程芳银教授，来教我们的选修课。我选了他的周易课。“文王拘而演周易”，周易由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组成，是国学重要经典，和一般人理解的算命、看相之类的迷信活动有本质区别，但也确实有些玄乎。
我记得老程当时举了一个例子。有次，学院组织一批骨干教师去青岛学习，临行前他卜了一卦，卦象里显示有火灾的征兆。同行的人都笑他，说青岛靠海，湿气重，哪有那么容易着火，况且住的是高级酒店，管理也严。他不以为意，时时警惕，处处当心。结果住进去的第二夜，有个旅客在房间偷偷抽烟，烧了被子，酒店损失惨重。老程因为早有警觉，迅速叫醒大家撤离，没有造成伤亡。经过此事，同行的人都叹服。
老程的“体积”十分庞大，每次看到他两三百斤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跨上摩托车，我望着那当即瘪了三寸的轮胎，都不由为这车担心，会不会中途不胜负荷直接罢工，把他甩下来。我从不担心他的人——车子实在开不快，估计也摔不坏。
老程家风很正，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，女儿博士毕业后也在宿迁学院工作。他是系里的副主任，我既是学生会的，又是党员，和他师生关系一直很不错。毕业之际，我被母亲逼着回老家工作，老程对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此去一别，很多事情将很难逆转，希望你不要后悔，不然你晚景堪忧。”他之前帮我算过一卦，卦象显示留北方，主财运，爱情事业通达，大吉。他大概是想起这一卦，才说了那番话。现在想想，真的都应验了。
人生漫漫，那些看过的风景、遇到的人，并不会如烟消散，而会化作你的学识、眼界和胸怀，沉淀成你人生的一部分，藏进往后的岁月里。这些老师，虽然只陪我走过人生中的一段路，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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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忘师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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