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父亲聊着聊着，就聊到了他的一些往事。

　　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，1938年出生，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原本有个大他十多岁的哥哥，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了。

　　父亲年少时，爷爷在运城盐池做工，奶奶带着他住在池南的临时住地。虽然家境贫寒，但还是给他在附近找了一个先生。就这样，父亲有了读书认字的幸运。

　　断断续续读完小学，父亲也十三四岁了，后来又在解州中学读了初中。父亲说那时同学选他做了学习委员，我说一定是因为学习好，他说也不是，我说那就是人缘好，父亲笑了。

　　初中毕业后父亲留了校，在化学实验室做管理员，每月有20元工资。

　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已经结婚生子的父亲回到了农村生产第一线，从此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人。我有些惋惜：“爸，你那时要是不回来，现在大家见了你都得喊一声李老师，咱俩还是同行，你还有份退休工资呢!”父亲笑笑，没有遗憾，说当时一起回了八九个呢!

　　回村后的父亲，因为有文化，于1969年参加了运城县的会计培训。他算盘打得很好，做过几年会计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父亲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。后来我们村的三个生产队从西胡大队分离出来，成立了独立的大队队部，由父亲担任大队畜牧林主任。

　　父亲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就是在石头荒滩、地头田埂嫁接枣树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春夏时节，每天早饭后，父亲挎着一个筐子，带上几根嫁接用的枣枝、一把果树剪、一把镰刀、一束麻绳，就出发了……最后，那片乱石滩，硬是长出了一片枣树林。现在回老家看到这些茁壮的枣树，还会想起父亲当年弯腰嫁接的样子。

　　父亲一生两袖清风，勤勤恳恳，认真做事。等到了改革开放、分田到户的时候，一直在和土地打交道的父亲已是中年，也曾一度努力在熟悉的土地上有所创新发展：贷款买种子、买树苗，试种水稻和莲菜。遗憾的是，虽初见成效，但欠缺规模，加上水源渐渐退去，试种只能不了了之。他又在南边包地种槐树，一些“手脚快”的人时不时来偷挖，干脆全砍了。

　　生活总要继续。受挫的父亲没有停步，和巷子里几个年纪相仿的叔叔一起，走街串巷收起了废品。一辆自行车，两个筐子，一杆秤，再带点干粮，每天早出晚归。废铜烂铁、书本旧物带回来，换成微薄的收入。父亲脸上有了欣慰——这点钱虽少，却解了家里用钱的难处。

　　记得有次晚上父亲回来晚了些，才知道那天收的东西多、个头也大，在街上走时，正好一辆小车经过，蹭了一下。车主当即拦住父亲，张口就要赔偿。父亲为难，也不管是谁的错，只管给人家说好话。多亏在街上工作的一个亲戚从中调解，才免了赔偿。父亲回来后，直向母亲叹气念叨：“要不是亲戚说话，今天可赔不起啊!”后来，每次听到或唱起《酒干倘卖无》，我就会想起父亲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　　慢慢地，收废品的人多了起来，钱越来越不好挣。村里有人组建了盖房工程队，父亲不顾年迈，去工程队做起了小工，直到70多岁，儿女一再反对，他才停下来。但他又坚持和母亲一起，把乡亲们闲置的土地包下来种。“有粮吃我心就踏实!”这是父亲常说的话。

　　这几年，年近90的父亲已然干不动农活了，但他思想不迂腐，积极参加党员学习，每天坚持看《新闻联播》，关注国家发展。2022年，他收到了一枚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在视频里激动地向我展示，这是他的骄傲。

　　这一辈子，父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而是用简单和平凡，认真践行着一位老党员的初心;用温情和勤劳，竭尽全力托举着家人的冷暖。

　　父子闲坐说从前，那份敬重与感动，在我心中久久回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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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子闲坐说从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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