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走进任何一座城市的商场，看到那些装潢精致的连锁茶饮店，我总会无端地想起30多年前的郑陆老街。那时的茶馆店是没有招牌的，但整条街的人都认得它——它就挨在老医院的西墙根下，像一个早起的老人，在晨光里呵出一口温润的白气。

　　郑陆老街的格局是个“丰”字。一竖是主街，几横便是伸向四面八方的触角，各自兜着不同的营生。每天天还没亮透，“触角”上的摊子便醒了。卖鱼的盆里泼剌剌响，杀鸡的案板上腾着热气，菜贩子的吆喝声一层叠着一层，像滚开的粥。偶尔撞见个熟脸，隔着人头便扬手喊一声：“今朝买点啥?”那边厢应着，这边厢便凑过去，两支烟，三两句话，一整个早晨便有了着落。但这热闹只是个序曲，真正的“正剧”，得等到茶馆店的锣鼓敲响。

　　说是锣鼓，其实是水烧开时那一声悠长的“呜——”。水汽从老虎灶的壶嘴里喷出来，混着茶叶的焦香，就着晨光，一同泼洒在茶馆店的门槛上。来吃茶的，多是些上了年纪的男人。他们披着早晨的金太阳，慢悠悠踱进来，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昨夜的余梦里。一进门，眼神便开始在雾气里打捞熟人。看见了，声音便先于脚步抵达：“老兄，你早的嘛!”对方立刻从茶碗上抬起脸，眼角的皱纹全笑开了：“是的是的，你倒比我还早!快过来坐，这壶我请你!”

　　在太公所有的曾孙辈里，我排行最末。他出门吃茶时，总爱捎上我。于是，多少个清晨，一老一少牵着手去坐公交车，仿佛两个世纪接在了一起。太公在茶馆店里永远坐同一个位置——靠墙的第二张桌子，椅背抵着壁，像靠着什么笃定的东西。茶老太太颠着小碎步过来问点心，太公便抬起一根手指头，说：“老规矩。”那根手指头微微颤着，声音却是稳的。

　　茶端上来，天青色的瓷碗里沉浮着碧绿的叶片。我凑过去喝一口，眉头立刻皱起来——苦。我至今不明白，为什么大人们能把这种苦水咂摸得那么津津有味。我的全部心思，都搁在那方盘上。那方盘是茶老太太端着的，上面像摆了一排珍宝：油条金灿灿的，麻团裹着白芝麻像雪球，肉馒头暄腾腾地冒着热气，还有常州大麻糕，芝麻粒密密地嵌在酥皮上，咬一口要用手接着，否则碎屑会落满衣襟。太公会替我喊：“老太婆，你过来得咧!我家小曾孙要吃点心!”我便立刻从苦茶里挣脱出来，就着一杯白开水，把那些油香面甜一样样尝过去。去得多了，连茶老太太都认得我，有时不待太公开口，她托盘一端过来，先冲我眨眨眼。

　　吃相大约是不好看的。太公却不看我，只低头呷他的茶。他呷得极慢，像在含着一口时间。偶尔抬起眼，跟对面的老友搭一两句，无非是今年的收成，或是哪家的喜丧。声音散在雾气里，轻得能浮起来。而我早坐不住了，开始在桌凳间游窜。那些老茶客的脸渐渐都混熟了，这个喜欢用指甲掐着花生米丢进嘴里，那个举着壶往碗里续水时手腕一转，水线稳稳落下去，一滴也不溅出来。他们像一群端坐在自己时光里的佛，而我是一条滑溜溜的泥鳅，搅得空气动起来，却丝毫撞不破那片从容。

　　一壶茶喝完，总有个把钟头了。太公从口袋里摸出几张毛票，数得清清楚楚，压在茶碗底下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拍拍衣襟上的芝麻屑，唤我一声。我们就一前一后走出茶馆店。阳光这时已经高高地铺满了老街，把我们的影子拖得很长，他的影子瘦瘦的，我的影子短短的，像两枚不同的书签，夹进了同一天里。这个“同一天”，被重复了许多次。

　　前些日子我回到郑陆老街。“丰”字形的老街早已拆散了骨架，窄巷拓宽成马路，老医院早已迁了新址，茶馆店的位置上，已经建了民宅。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。风从巷口吹过来，一如从前。

　　都说壶中日月长。太公喝茶的那只天青色瓷碗，大约早就碎了吧。但每当我路过一家热气腾腾的早茶店，听见那一声悠长的“呜”，还是会想起那些清晨——一个耄耋老人牵着一个孩童的手，穿过满街的吆喝声，去赴一场关于苦与香、慢与从容的约会。那茶汤的苦味，我至今记得。只是如今想来，苦过之后，那舌尖上的回甘，竟也越来越清晰了。而那个在茶桌间窜来窜去的孩童身后，始终有一双含笑的眼睛，不疾不徐地望着他——那大约，就是这世上最安稳的滋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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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茶馆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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